金控观察|中国40年巨变：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面临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

风云吧

导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汪玉凯教授从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改革未来的方向及深化改革的手段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汪玉凯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放在近代
中国经济的大V字型格局中来观察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评价，但笔者只想选择一个很具体、且一目了然的视角，阐述对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理解。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经济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其中谈到中国时，他表示：中国大概在公元0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就已经达到26%。从公元00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没有低于过20%，高的时候甚至超过50%。1820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他给出的结论是：1820年占32.9%；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降到29%；187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降到16%；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降到6%；1945年抗战胜利时降到4%。从1949年中共执政一直到1980年，大体在4.5%左右徘徊。
由此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滑，从1820年的32.9%，一直降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4%。经过数十年的徘徊之后，中国经济真正腾飞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短短38年的时间，在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已经上升到15%，折合12.24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9.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接近20%。
笔者认为，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观察，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巨变一目了然。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变呢？要高度概括的话，最主要的经验大致归纳为三点：
一是找到了一条道路。中国在结束十年文革后，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之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确立，主要归功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把中国引向一条改革开放之路、融入世界之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抛弃闭关锁国，融入世界，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二是确立了一个中心。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同时强调无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都要“咬住青山不放松”，绝不动摇立场。这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创建了一个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拘泥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使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上述三条，使短短40年的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新阶段及其面临的挑战
如果从时间段上划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有三：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从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来看。首先，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似乎在下降。换句话说，当今许多中国老百姓对改革的认知，再也不像1978年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那样期盼改革、拥护改革，甚至现在有不少人反对改革。一些人的看法很尖锐：认为医疗改革让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让人买不起房。这些话的确言过其实，但现实中很多老百姓有这样的切身感受。
其次，中国“双转”在快速推进，但社会上积聚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所谓“双转”快速推进是指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都在加速推进：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后转向信息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降低、减少，反而在增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曲线双双向上，但是社会道德曲线掉头向下、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这说明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双转”，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性。
另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却不断被国际社会误解、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话语权的增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过去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中国和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抱团发展”。但是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过去的经验看，中美关系稳定与否，对整个国际格局影响甚大。中美关系如果出现大问题和大波动，会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全局。实际上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经济似乎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全部，其中还包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以及价值层面的争执和分歧。除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些战略和策略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外，其他问题中确实包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与误判。
从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来看，过去中国经济能够高增长40年，达到平均9.5%的增长速度，这与传统发展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如廉价劳动力、低廉的资源价格以及巨大的市场等，都是这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独特条件。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到了今天，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具体反映在“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方式上面：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一种矫正。
从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矛盾有增无减来看，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突出标志。这些年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共执政面临的“三个四”，即中共执政面临四种考验，四种危险、四个重大。所谓四种考验，就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所谓四种危险，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所谓四个重大，即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与执政风险上升相联系，在改革处于焦灼期和深水区的环境下，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等都有上升趋势。比如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三者叠加的局面，即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应对经济下行以及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还要实现三大战略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是由过去经济注重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对外扩张、走出去型，由学习方法型转向自主创新型。小康的刚性目标、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实现三个战略转型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地增加了中国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上面“三者叠加”的内在逻辑关系来说，如果中国经济三个战略转型实现不了，既会影响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降低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大目标。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刚性小康目标、应对经济下行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经济风险的影响，做一系列简要的分析。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庄严承诺。在笔者看来，保障小康目标实现的最大难题不在于经济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也不在于人均收入翻一倍，最大的难题可能是两个：一是脱贫，即摆脱贫困；二是农民工市民化，这才是两个真正的硬骨头。从脱贫上来看，未来三年，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第二个难题就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离土，其中进到大中小城市的大约有1.6亿到1.7亿左右，还有大约一亿人口在乡镇企业。这些离土的农民都在农村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农村向城市提供了2.7亿初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然而这些人进入城市后，无法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可能干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但拿到的报酬、待遇大体只相当于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年龄大到打不动工了，只能回到乡下养老，这个城市与他再没关系，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剥夺。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圈地化”，城镇化更多地成为城市空间的扩张过程，这是由中国的土地制度决定的。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村和城市边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也不断在改变，现在的农村在几年后可能就变为城市。这个变性过程，国家会以公共用地为由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偿，但除了公共用地之外，剩下的土地被地方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却把农民这一本来的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所以这些年来围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源头。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未来城镇化要把解决人的城镇化放在突出位置的关键意义。
对于应对经济下行的问题，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掉头向下：从 2013年增长7.7%，到2017年的6.9%。基于经济学视角，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由于经济体量大了，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是正常现象。然而如果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些过猛、过快，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对于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各方看法不一，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一是超级房地产泡沫；二是24万亿的地方债；三是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拖了实体经济的后腿；四是产能过剩；五是许多民营企业倒闭，民间投资意愿下降，随之转移资本，最后走人。再加上当前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是不可低估。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从社会风险来看，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在某些方面有被扭曲的危险。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主要向三个方面集中，一是从政府和社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政府手中集中，如今政府收入占到GDP总量已经超过23%。二是从劳资方面来看，财富过多地向资方手中集中，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性，使普通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获得感，或者说改革成果很难被一般人共享。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情绪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当然造成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分配不合理。过去3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反而不同程度都被放大，分别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二是机会不均等，不同的企业没有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人和人也没有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之后，社会反响强烈。
从信任风险来看，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社会、智慧社会，社会信息化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迅速。当下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14亿，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完全改变了，主流媒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绝不同以往，甚至越来越多人可能连看都不会看。而频发的网络事件被快速放大、扩散，这些都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党政公信力下降，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司法不公以及群体性事件上升等有直接的联系，这些问题出现后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又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出现的整体转型错位有关。那么什么是转型错位呢？笔者认为，所谓转型错位，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到目前为止，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中国平稳地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是反观中国的另一个转型，明显存在不足——就是没有成功地建立起对公权力完全有效制约的制度框架。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因为与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个体、私人、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大量出现，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这个时候不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法治框架，没有形成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制度，就会出现大量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中国的政治风险，并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的格局。
未来中国改革开放
是否成功的五大标志
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方案，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那么“十九大”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则可以看作是这一新阶段的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要敢于涉险滩，更是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些都是高层对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当然，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前进，或者是否出现了逆转，除了看国家层面改革开放的战略规划、部署、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看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效、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而后者往往更为真实、重要。这就是说不仅要看计划了什么，而且要看人民群众收获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从上述标准出发，在笔者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是进取还是逆转，是成功还是失败，最主要取决于对五大核心问题的解决程度和社会的认可程度。而这五大核心问题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新三步发展战略。
☑第一个核心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正视的关键性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一是开放市场。开放市场既要对外资开放，也要向国内的民营资本开放，真正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国政府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举措，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依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二是政府向市场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比如简化政府对投资的审批，简化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简化不必要的检验、检测认证过程，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制度等等。
十八大后，尽管这方面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比如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许可等事项超过900项，但企业、老百姓办事依然存在一定的不方便。三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未来的主要形式，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方针，如何打消民营资本的顾虑，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何让国有和民营实现双赢，真正打破垄断，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从长远看，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进程就会受阻，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承担的。
☑第二个核心问题：
全力保障民生和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二是民主参与，当家作主问题。从民生方面看，最受关注的是医疗、教育、社保、养老、就业、保障性住房等。当下老百姓感受到了大量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是因为政府还没有真正解决好目前历史阶段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以免费医疗为例，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寥寥无几，当前我国也确实拥有这方面的经济能力。因此，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应成为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要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要花大气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维护农民的权益等。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最核心的内容。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权力主体，是国家的主人，其主体地位要通过宪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实施得到体现。如何保障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仍然是薄弱环节，只有通过实质性改革才能实现。
☑第三个核心议题：
创新社会治理和释放社会活力、坚持公平正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社会基本是一体化的，那时候社会没有发育起来，也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市场、社会这两个领域被激活了，发展市场经济，同时也催化了社会的发育，加速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一变化进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比如社会矛盾和冲突等。如何处理好加快社会发展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关系，处理好释放社会活力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这确实对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就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和稳定看来，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把握好这个度并不容易。从当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首先要注重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包括通过提升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能力，加强社会治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也要积极主动作为，履行自身的社会管理职能，特别对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进行严惩。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时，应注重保护个人隐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十分强烈，目前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重大问题几乎都与缺失公平正义有关。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制度公平，很多民众对此都有很高的期待。改革开放只有在这些关键的社会诉求方面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府才能真正提高公信力。
☑第四个核心问题：
建立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
在新时代下，如何有效地管控公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历史的软肋。“十八大”以后这场反腐败斗争，说明中国的反腐力度很大，高层的决心很强，但是反过来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严峻性，用触目惊心形容毫不夸张。那么如何靠法治打造这个制度笼子，管人管权、管人管事、管住公权？这无疑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要解决的核心议题之一。
笔者认为要解决好这一根本性问题，首先要让人民来监督权力，让权力真正运行在阳光之下，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其次，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坚持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原则。然后，坚持“十八大”提出的“三清”目标，要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府是由不同的机构组成，机构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没有个人的清廉，绝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比如干部清正，就意味着我们720万党政公务员每人都要干净，3200万事业单位人员每个人都要干净，只有每个公职人员个人清正，政府才能够清廉。同时，只有个人清正了，政府清廉了，才能谈论政治清明的话题。最后，要创新反腐的体制机制。现在国家监察委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把监察委提升到国家层面，未来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个人认为还需要时间来观察。这些都是关于能不能构建一个制度的笼子，真正解决对公权力的管控问题。
☑第五个核心问题：
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抓住国际环境的机遇
这是当下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难以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一直有一个相对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自2009年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局面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过去的“韬光养晦”策略， “不出头”原则，确实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尤其当世界局势发生某些变化后，中国的举止、政策选择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在这种环境里，如果国家的战略、政策举措过于强势，宣传不够严谨，甚至脱离了实事求是，就可能带来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以及快速发展演变的棘手状况，除了美国力图维护自身利益等复杂因素外，也与中国这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应当引起重视。
从更大的视野看，中国必须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要看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事实，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立体现代化，中国依然是一个平面现代化，城乡差距巨大，人均GDP排在世界80多位，在世界产业链高端的话语权还很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只有顺应世界的历史潮流，顺势而为，继续韬光养晦，发展自身，才能真正利用好国际环境这张牌。
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多管齐下
按照上述思路，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是加速现代化、满足人民福祉的唯一选择。因此，启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最大限度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防止极端思潮再起，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性的突破，将可能成为改革开放多管齐下的重要路径。
启动新的思想解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不可少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下一步往哪里走都会成为问题，搞不好倒退也能被贴上改革的标签。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看，关键历史节点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比如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真理标准讨论那场思想解放起步的；1992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形成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几乎不会走到今天。因此，在当前中国内外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确实需要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明辨是非，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形成新的共识，凝聚新动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想象，如果处在一个被撕裂的社会中，即使改革开放口号喊得再响亮，现实中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大的附产品，莫过于一个个利益集团的形成，这无疑是必须面对并且极为深刻的教训。这些利益集团或掌握权力，或掌握资本，或掌握资源，三者叠加，实力雄厚，控制着相当多的社会财富。综合来看，这些利益集团大体可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最大的危害是激化了三种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在这三种冲突背后都能看到利益集团的影子。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允许搞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领导干部要防止利益集团的围猎等一系话语和表述，都在阐明利益集团的巨大危害。可见，“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和利益集团作战。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能否进一步深入，也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战胜利益集团。
防止“极左思潮”再起，危害改革开放的精神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反改革的力量，他们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错了、方向错了，让走资派全面掌权，让工人农民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如果这种反改革开放的思潮和毒瘤不被清除，改革开放不仅难以深化，甚至可能毁于一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严酷的现实。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空转。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有三个关键部位：经济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严格讲是政治改革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地集中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从理论上讲，政治体制改革分为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主要解决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等。而政治体制上端的改革还有三个更关键的要素，即宪法权威、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三个是政治体制上端更关键的部分。很显然过去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更多集中在行政体制、下端改革，而上端改革还是不够的。因此，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在这三个层面上发力，如怎样树立宪法的权威，真正实现依宪治国；人民群众如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参政议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等。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被人民群众认可的答案。
就经济改革而言，关键要建立起一个相对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主要包括：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欺诈，反对垄断；遵循国际法以及国际贸易的相关准则；政府要带头守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要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属性；最大限度地约束公权力，遏制权力滥用，严厉打击公权力在市场中的寻租行为等。可以设想，如果未来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在上述一些关键环节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逐步完善，不仅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会更具吸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中国人民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实惠，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到那时，中国会更加受到世界的尊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十分期盼的。
本文来源：人民论坛网
文字：汪玉凯教授（中央党校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延伸
阅读一
1978，已是四十年前！那些潮水的方向，那些被改变的命运……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异常闷热。南京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里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进去陪护，就在医院走廊构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哥们儿答，“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没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东风。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
1978-1983：万物生长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清新怡人，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辆自行车赶考的冯仑，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游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
熊晓鸽忐忑的从工科调剂到湖南大学外语系，唯一能说的完整英语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阎焱那时的理想还是飞行员，在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他嘚瑟地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迎来了“三剑客”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20年后，由这三人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占据了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半年后的秋天，29岁的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少年张亚勤用一个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高考史上罕见的一年迎接了两届学生。从1180万考生中搏杀而出的 62.7万新生，带着希望和梦想涌向校园。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
刘永好三兄弟的大学梦因成分问题戛然而止，干脆养起了鹌鹑，报考常熟师专的俞敏洪落榜了，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没被录取的学生。潘石屹养的猪被狼吃掉了半只脸，他还没有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就又担心起另一件更让他恐惧的事儿：他只有一条裤子，如果磨破了，会露出里面的花裤衩。
上大学并非是那时唯一的选择。让人羡慕的还有王健林、任志强、宁高宁这样的军人，张瑞敏、王石这样的工人，以及柳传志这样的技术员。
敏锐者早已从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没。
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端着茶杯看报纸的柳传志，竟在《人民日报》上惊喜地读到一篇教人养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岁的任正非因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被派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第一次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27岁的任志强荣立三等功，满心欢喜地向父亲汇报，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决心自己打拼出人头地。
和他同岁的王石，睡在铁路边的临时宿舍里，晚上工友打开电视，断断续续接收的香港台里，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让他感到新鲜、诱惑。
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新华社记者 戴纪明 摄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华社发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2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 “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3
1992-1998：光辉岁月
在历史的另一个切口里，“留学热”日渐升温。
1985年，唐骏去了日本；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和在国内发展的俞敏洪像两条平行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轨迹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温哥华邀徐回来加盟新东方。徐小平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俞沉吟半晌答：“还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国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的打工妹（1992年9月10日发）。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 摄
1992年，已经88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又一次荡起了滚滚春潮。万丈春辉，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步伐气壮山河。这一次被点燃创业热血的，还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
相较于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从商，这批精英携体制内历练多年的优势，呼啸而下。
副局级干部陈东升，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后来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华，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
在物资部对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
人事司司长狐疑问到： “你说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田源大笑：“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决定到海南碰碰运气。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
六个人一拍即合，“万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癫狂楼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从左至右依次为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29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在放弃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极花电冰箱厂后，也来到了这片热土。
直到海南楼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几千万全赔了”，由此彻悟：“我只能做实业。”
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刚创立巨人公司一年，他以豪赌的方式用一张汉卡，在中国早期IT界杀出一条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巨人大厦。
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终于在这年研制成功。1992年底，华为的销售额超过了一亿元。
1992的波澜壮阔，出国的徐小平自然无感。
那一年，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刚有起色，一个广告员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为显示自己的真诚，俞敏洪请公安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了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脱离危险。回家的路上，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
俞敏洪后来出了本书，叫《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
92年前后下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有个浪漫怀旧的名字——92派。
92派是 “夹心层”，用陈东升的话说：上，有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适应经济发展，培训企业管理人员，1994年举办8期中英文电脑学习班、共培训企业干部、社会青年、外来工等350多人（1994年11月15日发）。新华社记者 刘玉生 摄
1992年，日后翻云覆雨的 “互联网英雄”，还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
刘强东那年18岁，他背着被子、脸盆和老乡们凑的76个鸡蛋，以及缝到内裤里的500块现金，兴冲冲到人民大学报道。为赚生活费，他一个周末抄了4万多个信封，宿舍熄灯，别人都睡了，他就搬个小板凳在厕所、走廊抄。
马云从大学毕业当了英语教师，嫌工资太少，就和几个朋友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
王志东宅在家里研发“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马化腾还有一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通讯公司打工 ，文静低调，不显山不露水。
雷军加入做软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读大三，李彦宏在美国攻硕士。
张朝阳戴墨镜扎马尾，一边叛逆着,一边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三年后从美国回来，他才感到“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岁月，为它一生奉献……”
1990年代，Beyond乐队一首《光辉岁月》，让许多躁动的灵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儿的苦楚和风骚却各有各的不同，他们的落寞与辉煌难以复刻，集结了太多的天时地利。
4
1998-2008：随风起舞
千禧之年，当张朝阳登上《亚洲周刊》封面时，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个房间，员工只有8人，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张亚勤，回到祖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
陈一舟、周云帆、杨宁带着20万美元，走进清华大学九号宿舍楼。他们逐一敲门，寻找计算机系的学生加入，一年以后，Chinaren火爆。
毕业自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的更多留学生，荣归故里，浩浩荡荡杀入中国互联网大潮时，杭州一个叫湖畔花园的小区里，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现在，你们每个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在上海，陈天桥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加上妻子、弟弟，员工一共六人，要打造 “网络迪士尼”。
比他们更早进入互联网的马化腾则面临资金链的断裂，他一连谈了4家，也没有卖掉腾讯，心情复杂又沮丧。
失意人又何止于小马哥。褚时健在监狱度过1999年的最后一天，73岁的他，在这一年被判无期。
21世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会上，李彦宏提出做竞价排名的计划遭到了一致反对。他怒了，将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不做竞价排名，那就别干了！”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站在时代舞台中央的，是房价一路高歌催生的地产大腕。
2003年王石成功登顶珠峰，脸庞写满“人生得意须尽攀”。潘石屹儿时的恐惧烟消云散，在新建的SOHO现代宫殿里，到处摆放着憨态可掬的肥猪雕塑。任志强玩起了微博，用5年时间，发了9万多条，平均每天50条。
以渠道创新剑走偏锋的家电连锁大王黄光裕，在2004、2005、2008三度问鼎中国首富。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勉强回答：“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2008年底黄光裕入狱，与他争霸多年的张近东却并没有失去对手。竞争不是来自现实中的同行，而是另一个维度——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的超过美国。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燃放焰火《历史足迹》。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拍摄的“脚印”。新华社发
2008年，最让人激动的盛事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鸟巢内人头攒动，天空被烟火染得绚烂璀璨。一种形似大脚印的烟花，叫“历史足迹”，一步，一步，足足走了29步，有人感动落泪。
随身听飘出《隐形的翅膀》，“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5
2008-2018：未来已来
在各自的风口，那些我们熟悉的主角，开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年小米首场发布会上，雷军把一半的座位留给了发烧友，现场拥挤不堪，连凡客的陈年都被堵在场外。一场对传统制造业的突袭，就此展开。
同年，微信用户数突破6000万，不得不亲自拉人开博的马化腾长舒一口气，笃定地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大船的船票”。如今，微信用户数突破10亿。
2012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车停靠点，程维给经过的每位司机，安装他花8万元开发的滴滴打车App。与此同时，理工男张一鸣，立志要当一名“新闻的搬运工”。
2014年5月22日，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附近，一块大屏幕显示出京东上市的消息。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2014年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老家宿迁的一名记者，想表达家乡人对刘强东的崇拜。他说，“在宿迁，自古到今只出过两名伟人，一位是项羽，一位是刘强东”。考虑到项羽的结局，刘强东说，“你这句话说得我脊背发凉”。全场大笑。
2017年一场双十一晚会上，由马云主演的电影《功守道》震撼发布。电影主题曲叫《风清扬》，和着王菲的天籁之音，马云用“浓浓的乡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命运之路兜兜转转，那个当年不甘平庸的青年教师，功成名就后终又做回了老师，却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
4月10日无人机拍摄的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世茂林屿岸小区附近集中停放的共享单车。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资本的味道，移动互联以摧枯拉朽之势崛起，颠覆一切可以颠覆的旧格局。一批“80后” “90后”，快马扬鞭，杀入战场的中央。
ofo估值30亿美元时，戴威27岁；阿里95亿收购饿了么时，张旭豪33岁；今日头条日活2.4亿时，张一鸣35岁。
摩拜单车胡玮炜在朋友圈感慨，“谢谢所有人把我们捧到改变世界的高度”。拼多多黄峥说，“你可以说我 low，说我初级，但你无法忽视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维开始反省，“好胜心盖住了初心”。
怕被抛弃的同龄人，匆匆赶路。彩虹合唱团用美声史诗般唱到，“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带了两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点才回家的西二旗人，在地铁中躲闪的天通苑人；是绞尽脑汁的产品经理，通宵达旦的自媒体人……
知乎上，“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奋斗吗”的提问，浏览量近90万，没有一个回答是否定的……
拥挤的早高峰车厢里双手无处把扶的乘客将手支撑在车顶上。（2014年3月28日摄）
大时代的银幕上映出的，是每个奋力奔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驳光影。
而站在这些年轻人身后的，有徐小平这样的“天使”，熊晓鸽、阎焱、沈南鹏这样的“风投”，马云、马化腾这样的“大佬”——他们已褪去青涩，行至中年，运筹帷幄，淡定从容。
71岁的女人“老干妈”陶华碧表示看不懂这样的玩法，在这个资本漫天卷起的互联网年代，在这个玩命融资疯狂做大规模的烧钱年代，在这个上市即等于成功的套现年代，任尔东西南北风，近乎偏执地恪守“不融资不贷款不上市”这一“三不”原则——她只想认认真真地做瓶辣酱！
云南哀牢山上的褚时健已90岁了，大时代他冲至潮头浪尖，大时代他跌进万丈深渊，但他毫不屈服，暮年之际依然迸发出绚烂光芒，为大时代做出最精彩的注解——“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40年来，很多事情都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倒爷，留学，下海，移动互联，创新创业……每一次潮水涌来，都是命运轨迹的一次改写。
潮水中，当年的年轻人、中年人，成为现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曾执着向前，曾迷茫无助，曾蒙眼狂奔，曾焦虑彷徨，但他们从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脚步；他们的欢笑和泪水、荣耀与失败，属于他们自己，更属于这个时代！
40年很长，多少人最华彩的人生乐章已奏完，余音绕梁；40年很短，有如白驹过隙，转瞬进入新时代。
未来的40年会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在这场迄今人类最宏大、最能体现智慧光芒与勇气胆识的艰难探索中，无论个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时代的浪潮，只会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着潮水的方向，总有人不甘沉浮，搏击潮头，让时代变得生动，让自己变得不凡。
……
当年“捅破窗户纸”的中年大叔胡福明，现已经83岁了。有媒体前去采访时，看到胡福明满头白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面前摆放着一篇自撰的讲稿——《实事求是无禁区，解放思想无止境》……
参考资料
[1] 始于1977：高考“新三届”企业家和他们的时代[N/OL]. 刘海川，杨芮YR，郑洁瑶，庄键，杨阳YY，刘诗洋.
[2]中国生活记忆[M]. 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3]激荡三十年[M]．吴晓波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M]．吴晓波．中信出版社，2017
[5]沸腾十五年[M]. 林军. 中信出版社，2009.
[6]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 卢跃刚 光明日报 2002
[7]专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我只是跟上了时代和国家的需要 刘照普 中国经济周刊 2018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ID：jjckb-wx），原文首发于2018年9月19日，原标题为《弄潮40年 | 那些潮水的方向，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作者：祁蓉    编辑：王小波    制作：王奇
实习生郭树皓、胡佳顺对本文亦有贡献
延伸
阅读二
吴晓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的变革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二届年会（2018）于9月29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大会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路径，最重要的就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建设大国金融。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我们不能还没有做就开始大喊大叫，要低调，但是方向要明确，坚定务实地改革。
以下为演讲摘编：
吴晓求：会前靳诺书记问我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还算比较准确。刘伟校长也经常问我，因为他看到很多经济金融学科的国际排名，说老是没有看到人民大学，我们老说自己是中国第一，是不是自吹。我细细想了，首先我还是说人民大学金融学科还是中国高校里面排在第一的，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也毋庸争议，我们有优势，我们的优势比较综合，我们每个领域都有一些非常有研究成果的教授，同时，他们的理论功底、理论基础还是非常雄厚。
当然，我们研究金融问题的方法还是需要掌握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群体大概率的选择，做到更加的进步。从人民大学的地位和国际发表论文的情况来看还是有一些差距。如果这些方面做一些改进，我们学校的金融学科肯定无论是国内国际都会处在一个重要的地位。
01
为什么要开金融学科年会
为什么要开金融学科的年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是有差距，我们要找到努力的方向，这也是我们未来每年都会开金融学科大会的原因。受大会组委会委托，我做一个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的主题报告。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由改革开放前的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变成小康、进步、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40年来中国金融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功能、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金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比较传统落后的，带有非常明显计划经济痕迹的经济，转变成初具现代金融特征的市场化的金融，中国金融开始具有大国金融的一些特征。未来结构性的变化，市场化的方向、技术性的特征和国际化的趋势，应该说是对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总结。
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的发展经验，改革的路径和利弊得失，全面客观的分析和了解中国金融的现状，应该说是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基本前提。我们要谋划未来，要理清自信，首先要对历史、现状有深刻的把握，同时对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要有深刻的洞察力。我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的变革发展做了一些梳理，在这个基础上也提出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战略设想和改革的路径。
02
40年来中国金融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金融从结构层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从金融资产规模扩张、扩大结构调整角度来看，金融资产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证券化金融的比重应该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虽然最近一段时期股票市场有一些低迷，但是从整体的趋势来看，证券化的资产，包括债券，加起来它的规模和比例应该说是实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另外从资产的规模来看，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先从居民来看，居民储蓄存款1978年我们只有210亿，到现在超过68万亿，从210亿到68万亿，这增长了多少倍。包括金融市场来看，197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金融市场非常单一，全社会大概1000多亿，口径不同，最大的口径是360万亿，这样一来，我们从这些大的数据来看，当然还包括外汇储备，这是从总量来看，外汇储备1978年是1.67亿美元，现在是在3.1万亿以上。
这里面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在快速增长的时候，我们货币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是20.5%，M2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金融的货币化率由当年的0.318%上升到2.03%。你可以说是金融深化的一个指标，也有人说这是货币超发的一个指标，我更倾向于前面一个看法。二是我们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规模，呈现了比较快的增长，从1990年到2018年6月，应该说年增长速度是29%，我在研究金融资产的时候有不同的统计口径，其中在最窄的口径下即M2加证券化整个金融资产，证券化金融的口径也是上升的趋势，而且对整个金融结构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些基本的结论。
我们观察金融资产规模扩张的结构变化，从融资机制也看得很清楚。融资机制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说法，实际上我对这个概念始终是有一种疑虑，因为这是从两个增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存量价格比增量更重要。所以我更注重存量的比较，不太注重对于增量的比较。我们证券化资产的存量市值显而易见的是在不断的增长，和银行的信贷资产相比较，应该说它的增长速度是要快一点。
从整个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来看，主要是基于财富管理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金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已经进入到市场化金融发展模式，金融部门持有证券化的资产占比也在提升。
从金融业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业态经历是从单一到多元的状态。在1990年之前，中国金融业态是非常单一的，基本上商业银行成了唯一的金融业态。1990年两个交易所建立之后，开启了金融脱媒的现象。这时候中国金融处于相对多元的时代，证券化的部分比较小。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证券化的比重迅速提升。从1990年到2005年改革期间，整个资本市场发展速度非常慢，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现在市场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由于股权分置的约束，使得我们金融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困扰。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整个市值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证券的市值流通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过去25%上升到今年的85%到90%，也就是现在中国市场的市值基本上都是全流通的市值。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金融开始趋向于二元的时代。
2010年之后，科技对金融广泛的渗透，金融的业态正在多元，新的金融业态出现了。如果说这个市场是对传统金融融资的脱媒，实际上科技对金融基因的改变使得金融的脱媒速度加快了，甚至称之为金融的第二次脱媒，是基于科技的脱媒。这个脱媒主要是对支付的脱媒，所以到现在来看，金融显而易见是多元的时代，而且科技变得更具有影响力、更具有颠覆性。
未来中国金融的深刻变化，除了脱媒会缓慢的发生影响（因为它很难发生快速的影响），科技会以更快的速度加快整个中国金融的结构性改革。
03
科技渗透形成三种金融业态
金融业态的变化意味着金融功能、金融风险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金融的服务效益会发生变化。科技对金融的渗透之后形成三种金融的业态，如果银行和资本银行是第一生态，科技是第二业态，我们说叫金融科技或者叫Fintech也好，它是第三业态，传统金融对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会影响它的效率。进入多元效应之后会跨越时空因素，更为重要的会对传统金融的评价体系会有影响，特别是信用评价的指标、信用评价的方法，都会发生突变。
为什么在科技金融里，P2P会出现严重的问题？P2P赖以生存的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的大数据，但它没有足够的大数据平台，无法从网上对客户进行系统甄别。第二，P2P本质上是第三金融业态，利润并不丰厚。他们服务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和小微企业，客户端决定了他们利润达不到平均金融利润。但是从业者认为这是暴利业态，这是严重错位的，所以它会出现大问题。而第三方支付认识到了这种属性，所以取得了成功。
另外一个业态的变化，会使得整个中国金融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中国金融主要是一种机构风险，因为以主要金融机构为主要业态的时候。中国金融机构表现为金融风险，主要是资本不足，所以对传统金融机构主要监管指标就是资本充足率，以这个机制来对冲风险，维持整个机构的稳定。后来加了很多监管指标，包括存款准备金等很重要的监管指标，这些都是约束机构风险产生的对外部的影响。
金融业态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从第一业态、第二业态到第三业态，我们发现金融在发生变化，因为第三业态金融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信息披露和市场的透明度，这一块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金融业态的变化变得非常重要，它在我们整个金融结构的变革产生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04
中国金融风险结构在发生变化
中国金融风险结构变化，主要从原来资本不足风险到透明度风险的并重。原来更多来自于资本不足的风险。无论来自于证券规模化的提升变化，还是来自于第三金融业态的变化，你会发现它们的风险基本上全部来自于透明度的风险。因为那些是财富管理的基础资产，有一些需要大量的数据平台，这本身也决定了后面发展的业态本身的风险特征是透明度不行，也就是信息披露。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由之前的机构风险到透明度风险并存的时代，这样的风险意味着我们监管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回顾一下汇率制度的改革，这也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我们理解主要从两个方面观测：一是汇率制度的改革，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我后面加了一个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量。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看，中国金融在过去40年来发生了那些变化。
从汇率制度来看，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经过了几个节点：一是从1980年开始经历了1994年，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开始走向了浮动汇率的开始，结束了当时的双汇率制度。双汇率制度也进入了两个发展阶段，到1994年就彻底结束了，因为当时黑市很猖獗，1994年开始单汇率的机制。二是2005年又进行比较大的改革，最重要的还是2015年“811汇改”，这次汇改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以前一日的收盘价作为一个中间价的过程，这期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扩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范围。
后来加入“一篮子货币”，我们一直在美元和“一篮子货币”之间发生调整，后来发现单一美元不行，然后加入“一篮子货币”，对冲对美元的影响。2007年，我们又加入了调节因子的变化。这里面基本的要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中间定价的基础是架构报价到市场收盘价，参考货币由单一货币到“一篮子货币”，浮动幅度由0.5%到1%、2%，直接管理从窗口制导导逆周期的调节因子，拟周期的调节因子是比较复杂的，它主要是对冲一个生命周期。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从1980年到现在，都可以发现我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但是我们始终是在一种探索式的试错方面，我们国家在汇率制度改革方面非常的谨慎，都是带有探索式的试错的方法，发现一有一些问题马上回来做一些调整。下一步可能又跑得更快，它会发现有一定的问题它又回来一下，它的方向非常明确，坚定不移，这是人民汇率的机制改革这40年来走的路径。
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资本的流动主要是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FDI和对外投资部分，这是一个国际资本流动部分。FDI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十几年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1400亿美元左右，我们的对外投资大概也是在1200亿到1400亿美元之间。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从全球的FDI的排位来看也可以排在前几位，大概在前两位。我们对外投资部分，最近两三年也快速的增长，特别是去年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后来整个汇率制度做了一些变化，所以2017年有所回落。
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国际资本流动除了FDI和对外投资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资本市场资金的流进流出，最重要的是流进。这里面很重要的，资本对外开放我分了四个管道：QFII，这是1998年开始启动的，还有RQFII，沪港通、深港通，这是2016年前后来提出的这两个管道，这4个市场大概占2%左右，最近有所增长，大概占到2.5%，应该说从中国金融的角度2.5%是非常低的。国际上伦敦市场60%，东京市场44%，纽约市场25%，我们是2.5%，中国资本市场整个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资本开放与国际化，我用了一个说明叫全方位试错式的探索，它的方位非常全，各方面都有，但是它是试错式的探索。
这里面还有人民币的离岸规模，这也是人民币的重要表现，人民币离岸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大概在1.8万亿到2.8万亿，主要是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
人民币的互换，也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我们现在和40多个国家签订了互换协议，总共达到了33687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状况。
05
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在变化
由于前面这些变化，金融市场金融，包括金融的业态，也包括对外开放，包括居民资产分布等等，也包括中国资产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我们中国金融监管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监管模式的变化从大一统到分业监管，再到双柱动能监管这样的过程。
大一统的监管主要在1983年到1992年，主要是有中国人民银行全方位的监管，可以说人民银行成立了证券办公室，也在人民银行管辖内。1992年到2018年分业监管来了，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标志了我们整个中国分业监管开始启动。到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们整个的分业监管的完善，就完全形成了。这个模式和当时的中国金融结构和中国金融风险的结构我认为是相匹配的，这种模式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8年3月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双柱动能监管时代来临。双支柱的雏形已经形成，它主要基于风险结构变化的一种选择，最重要的中国金融风险已经从过去的机构风险或者制度风险过渡到信息披露和透明度风险时代，或者说透明度风险和资本风险并存时代，或者过渡到机构风险和透明度风险并存的时代，所以双支柱还是比较恰当的。它是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结合的时代，但是这个并不是标准化的，所以我用了双柱。我们宏观审慎由央行做这方面的工作，微观审慎这块主要是监测市场风险、机构风险和市场行为，这种微观审慎主要通过我们的证监会、银保监会会完成，其中证监会对市场行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银保监会对金融的风险监管是重要。当然他们同时突出了关于信息披露的监管、透明度的监管，这从今年的资管新规定可以看出来，资管规定一个重大的进步对透明度的监管是监管的重点，从而引申了个人产品的等级，也强调了这个产品的信息披露，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透明度监管上，标志着双柱动能监管时代来临，中国由于金融机构、风险结构的变化带来监管的变化。
06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大国金融
刚才从资产的结构、资产的变化，包括业态的变化，以及风险结构的调整，还有监管的变化等等，包括和国际性的变化来分析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所发生的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认为中国金融有一些基本的路，最重要的就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建设大国金融。开始说了，中国金融的基础已经具备了现代金融体系的特征也开始具备了大国金融的某些元素。现在金融体系基本的，我的理解就是三个：
一是高度市场化，高度市场化包含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还是会向证券化发展，也就是证券化还会不断的提升，因为它基于金融机构功能的存在，因为未来中国金融的财富管理和融资应该是会并重的时代，而且未来可能是财富管理非常重要，这些要求我们整个市场结构，我们金融需要高度市场化，整个市场结构要更加的证券化，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我对中国各行在内的整个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个，必须要调整上市公司的结构和标准。我们上市公司的标准应该说非常的传统，注重规模、注重历史、注重现状，注重盈利，但是有时候缺乏成长性，历史上辉煌的企业并不见得未来会辉煌，有的上市了之后会走下坡路，这种案例非常多，我们还是要让我们市场要有长期性，看我们企业选择什么时候上市。
二是高科技的，这在最近十年来中国金融的进步说明了这一点，我自己感受到高科技金融对我们时代的改变，原来你要在银行排队非常麻烦，你是一个VIP你也排队，要花很长的时间。大门现在一般的转帐、支付负责的简单，在办公室2秒就可以解决，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是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将会越来越开放，未来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它要成立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
大国金融有一些基本的元素我们要达到，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走。
一是要进入开放、透明具有成长性预期的资本市场。
二是市场创新能力与金融服务提供商。这个方面我们相对比较差，中国金融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是比较弱的，是比较低的，我们整个金融的创新一定意义上受到了压力，这里面有一个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压力，总得看来在40年的过程当中，中国金融监管推动了中国金融创新。在过去40年来，多数时期的监管值得肯定，但是有一些时期监管过于孤立化，一定时期压抑了整个金融的创新和进步。
这是最近前一段时间我们对于所谓的强监管还是持有疑虑的，现在又在放，我们监管也是处于一个公共时期。有时候我们要遵从金融发展的规律，我们还是按照金融监管的准则在走，我们不可能一会儿收一会儿放。监管是稳定的，我们先制定好监管准则，再稳定进行监管。监管不能出现波动，否则破坏了市场预期。
三是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安全、便捷的支付体系。这个是现在还有我们后面开始具有了，前面我们差一些。
四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它暗含着我们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大国所必需达成的目标。我们还是要坚定务实地改革，不能还没有做就开始大喊大叫，我们有时候说得太高了，我们要低调，但是方向要明确。人民币很难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货币，但是成为国际货币的意愿我们要有，包括资本市场成立国际金融中心，这也是时间问题。我们曾经说在2020年把上海建成与中国金融相匹配的金融中心，但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文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
本文来源：人大重阳（ID：rdcy2013）、华夏基石e洞察
延伸
阅读三
郑京平：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做对了什么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一晃已经过去40年了。40年时间似乎很短，然而连续40年高速增长实则很长。中国在无意间已经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奇迹——一个10亿多人口的庞大经济体（GDP总量已占全球15%左右，居世界第二）连续40年保持增长，且年均速度达到9.5%左右，10多亿人口摆脱贫困、告别温饱、步入小康生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 年的76.5岁，年均提高0.25岁。为何会有这样的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做对了什么？许多国家的领袖和经济学家们发出了跨世纪发展之问。
中国做对了一件关键的事
——成功转型经济体制
过去4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原因有很多，如，正处于人口结构红利鼎盛期；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享受了后发展优势红利；等等。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做对了一件事——通过改革开放渐进性地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体制到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转型所释放出的巨大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出世界发展奇迹的根本原因。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然而，今天的中国，98%的商品及居民服务的价格和供求已由市场决定；主要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已基本由市场决定；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晰，比较符合实际需要。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十分有限，经贸往来，除了断断续续地与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之外，只有利用香港这一中介和通道。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仅为206亿美元，相当于GDP 的9.7%；2017年则达到4.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3.6%。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17年的10% 左右。出口总额在世界各国的排位已上升到第1位。201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200多亿美元。2016年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成为第5个国际储备货币。
总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
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兴利除弊
经济学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实践均已证明，在非战事、非巨大自然灾害等前提下，面对复杂的经济活动，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最有利于挖掘和调动生产要素的潜力，推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由价格引导，能够较好地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国的实践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以粮食供求为例，相同甚至是逐年减少的耕地，产出却翻了一番。1978年以前，粮食产量不超过3亿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84年粮食产量一跃就达到4亿吨，2017年已经达到6亿吨。
但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固有弊端：垄断特别是政商串通的垄断、贫富差距扩大、负外部性预防和校正困难、市场调节过程中易引发周期波动等等。这些弊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中断发展，带来倒退。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是明显例证。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属于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数以百计，但其中有的始终挣扎在贫困之中，为发展而挠头；有的数年或数十年就会遭受经济危机或波动的冲击；有的始终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仅仅说由于中国成功地转型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就创造了40年平均9.5%左右的持续发展奇迹很难服众。中国能够创造如此奇迹的特殊之处何在？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中国享受的是经济体制渐进性成功转型红利。“转型”使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潜力由压抑到释放，这是那些已经是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所不具备的。而“渐进”性转型，则既保证了转型成功，又使得转型所激发出的这种潜力得以逐步和持续释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度增长速度变化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与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密切相关（见图1）。
二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自身特色，这些特色有助于兴一般市场经济体制之利，除一般市场经济体制之弊。
首先，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坚强有力的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特色，有利于凝聚共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使发展政策更具长期性和战略性。这种体制机制下形成的发展政策有利于解决阻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不会仅仅限于短期发展。如，对于阻碍长期生产率提高、收入分配合理性、政商关系不清导致的腐败、环境保护等中长期问题，中国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一特色，有助于抑制市场经济体制竞争中的负外部性，及时纠正偏差，保证改革开放总体方向和政策的正确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总结并阐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始终牢记和保持这样初心和使命。执政党的目标与人民的利益一致，能更好地代表人民、带领人民，抑制市场竞争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短期化问题。这一点保证了改革开放总体方向和政策的正确性：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基本原则。
第三，将实践作为检验转型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特色，使得转型后的体制更切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总结近百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被迫长征和长征期间濒临亡党亡军的惨痛教训，深刻认识到，经济体制转型不能教条，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必须理论结合实际，用事实说话。反复强调并认真执行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使得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有了明确的标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始终能创新探索，务实推进，渐进前行。
第四，注重把握和发挥好政府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这一特色，有助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一方面，中国较好地确定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尽管其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徘徊和波折，但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开放，中国提出并践行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科学适度有效的宏观调控，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均存在局限性，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扬长避短，既能较好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又能限制自身过度作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巧妙地运用了“县际政府间竞争”（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的相互竞争。其余层次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定义以此类推）这一利器，将社会主义中国政府作用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县际政府间竞争”的
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通常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主体主要是公司、自然人、住户等。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市场竞争主体还增加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时，相互竞争主要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展开的，即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县际政府之间、乡际政府之间的竞争。关于这种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以下我们将以其典型代表或概括性说法——“县际政府间竞争”为例，说说其让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了活力，在创造中国发展奇迹中的独特作用。
“县际政府间竞争”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竞争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效率。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张五常先生的分析论证（张五常，2012），通过市场竞争（包括合约竞争、在一定条件下变动租金的合约竞争等），往往可以使经济充满活力，使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中国的县际政府之间性质相似，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特征，且能够运用的行政资源较大，相互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短期效率。
二是为在以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的经济体中，顺利地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县际政府间竞争”的重要作用。1980年代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顺利，效果明显，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迅速提高到1984 年的4亿吨，粮食等农副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很快得到初步解决，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较大提高。但是从1985年开始，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移植到工业企业，开始搞工业企业承包经营时，却并不顺利。关键是工业企业的要素投入、管理模式较农业远为复杂，如，企业厂房设备等资产的折旧、维修保养如何承包？企业的长期投资如何承包？企业员工的去留谁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在承包制下的相互关系？等等。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企业自主经营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正是县际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后来实行了分税制、国有及集体企业转制等改革，才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主导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因为2800多个平均拥有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在45万以上的县级区域及其管理政府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从竞争参与者的数量，还是从竞争参与者的体量来看，都完全能够形成竞争格局。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县际政府间竞争”使得域内经营效率差的企业难以生存，带动了企业间竞争，推动了企业改革，也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改革带来巨大动力。
三是促使县级领导积极工作，努力发展经济。在“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下，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往往是领导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招商引资不单要考虑税收，还要考虑投资者带来的声望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县际政府”就像一个大型集市的拥有者，要仔细地选择租赁摊主，多方面给租赁摊主提供服务，对有号召力的租赁摊主提供优惠。他们不仅要考虑自身招商引资的质量，还要密切关注其他县的动向，以确保在竞争中胜出。对此有分析指出，招商引资、搞基建、促发展，已融入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文化之中。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练中，许多县级领导干部成长为优秀的经济社会管理人才。
然而，凡事总有利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奇迹创造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主体——政府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这一发展模式也有着致命弱点。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断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特别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这种隐忧险成现实。
其一，“县际政府间竞争”使得市场竞争导致的负外部性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险些失控。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等等。而且，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当负外部性监管主体政府自身参与竞争，成为竞争者时，负外部性监管就变得软化和有选择性。某些地方政府自身甚至沦为负外部性问题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水、土地、大气污染等问题十分突出。例如，2012年，在国家环保部门对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七大水系的571个水质监测断面中，适应于人类生活直接使用的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63.9%，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2.4%。部分流域污染仍然较严重。一些著名湖泊时常发生赤潮等污染事件，有些甚至影响到城市的饮用水。
其二，“县际政府间竞争”导致一些干部片面追求所谓政绩，决策扭曲。如，形象工程层出不穷，经济发展政策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有的领导，为了避免与上任领导政绩重复，常常会重打锣鼓另开张，致使前任领导一些好的改革发展思路和建设项目，遭到新任领导冷处理，甚至推倒重来。
其三，“县际政府间竞争”导致决策短期化。为了快出“政绩”，早被提拔，有些干部往往不计成本，不惜手段，只顾眼前和任期内的所谓经济发展。
其四，“县际政府间竞争”抑制甚至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如，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保护主义措施，将政府红头文件用于推销本地商品，将公检法等公器变成地区竞争手段，不惜违法办案断案。例如，跨地区的经济案件都争着在本地审理，同一起经济案件，不同地区法院判罚大相径庭。
针对“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的上述弊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有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坚强有力的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等等，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采取了树立正确政绩观、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反腐倡廉、构建清亲政商关系等一系列治理措施，并通过立法成立监察委员会等体制改革，将反腐倡廉、公正履职覆盖到全体公职人员，较为有效地抑制了“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的弊端，使其更具生命力，也使我们对这一模式进行重新审视。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兴利除弊可续写发展奇迹
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中国还可续写发展奇迹。
1. 改革开放仍有空间，体制转型尚未完全到位。尽管中国已经实现了由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体制到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一体制还只是初步的、基本的、不完善的。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远未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的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仍有很大空间。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因此，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仍会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红利。
2 . 初步摸索出扬长避短运用“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的方法。继续发挥好“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的积极作用，促进竞争，推动发展，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表明，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县际政府间竞争”模式一度看似难以消除的弊端，在党的十八大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作用下，得到了明显去除。这说明，如果措施得当，有可能较好地解决地方政府参与竞争带来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地方政府参与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创新，尽管我们初步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但尚需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完善。特别是在抑制这一模式弊端的同时，如何继续有效保护和利用好其积极作用——促使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奋力抓经济促发展，还需要认真跟踪深入研究，切实找出能够尽可能兴这一模式之利，除这一模式之弊的平衡点及长期有效方法。否则，这一利器的积极作用很有可能会大打折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思路说明，我们至少可以让这一模式继续发挥作用，并做到利大于弊。
3. 注重培养、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中国可以用人才结构红利来应对和弥补人口结构红利的减退。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红利减退，甚至将会对经济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使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回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间的竞争，特别是高质量发展，高技术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并将继续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减缓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利影响；正在并将继续通过教育、培训、引进等手段提高人口素质。只要政策调整得当，只要能够调动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实业部门一齐上，用教育科研创新创业等各种便利、先进、实惠的条件和环境，特别是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挖掘人才、使用人才，中国就可以用人才结构红利来应对和弥补人口结构红利的减退。
4 . 可以继续利用好后发展优势。尽管经济总量和许多方面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人均经济水平仍只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制造业大而不强，许多关键领域和技术仍然落后和受制于人；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商务法律服务等还比较落后。因此，后发展优势仍在，只是程度和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可以，也需要继续利用好后发展优势。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能够继续发挥和利用好现有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探索前行，提高效率，不断释放生产经营各要素的潜力，中国经济仍可继续保持高质量较快发展。
本文来源：中国智库
作者：郑京平（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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